1981年9月15日，10岁的德国女孩乌苏拉·赫尔曼从表哥家骑自行车回家，但她迟迟没能回到家。这起案件成为德国最臭名昭著的刑事案件之一，至今仍存在争议。《卫报》于2019年9月24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梳理。只剩一辆红色的小自行车

1981年9月15日，那是10岁的德国女孩乌苏拉·赫尔曼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乌苏拉是四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下午和哥哥迈克尔一起练完钢琴后，她又回到了学校上体操课。

下课后，乌苏拉前往肖恩多夫村的堂兄家吃晚饭，随后穿过一片云杉林，回到自己家所在的埃辛阿姆阿默西村。那片云杉林里常常会有一些猎人、慢跑爱好者和山地自行车手。

本来这段路程只需要短短的十分钟，但直到晚上7点20分，乌苏拉还没有回到家。乌苏拉的母亲打电话到她的堂兄家，但对方说乌苏拉25分钟前就走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乌苏拉还是没回到家。

▲乌苏拉·赫尔曼在新学期的第一天失踪了

乌苏拉的家人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了，他们冲进了那片森林，大声地喊着这个小姑娘的名字。“乌苏拉”三个字在黑暗的森林中此起彼伏的传出来，但没有任何回音。

不到一个小时，邻居、警察、消防队员和嗅探犬也都加入了搜救行动。火把的光束扫过森林旁的湖面，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夜渐渐深了，还淅淅沥沥的下起了雨。那天夜里，乌苏拉的红色小自行车被找到了，倒在森林小径20米外的地方，但乌苏拉不见了。

天亮之后，搜寻力度也加强了。数十名身穿雨衣和橡胶靴的军官在茂密的森林中搜寻，直升机在森林上空盘旋，一艘警艇和潜水员也在湖里搜索着。但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这个身高1.43米，金色短发，身穿灰色羊毛开衫和红棕色凉鞋的小女孩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神秘来电

星期四早上，距离乌苏拉失踪已经超过了36个小时。

电话铃声打破了乌苏拉家中悲伤的寂静，乌苏拉的父母急迫的接起电话，没有人说话。电话那头一片寂静，接着响起了短促的叮当声，紧接着又是一片寂静，铃声又响了起来，随后电话才挂断。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又有三个类似的电话打来——让人非常困惑，又使人后背发凉。当地警察局的一个小组驻扎在了乌苏拉的家里，开始记录这些神秘电话。

到了周五中午，邮递员给乌苏拉的父亲寄了一个信封，上面写着“紧急”。里面是一张赎金纸条，用从小报上剪下的词语贴起来组合而成。

▲绑匪送来一封信

“我们绑架了你的女儿，如果不想被撕票的话，拿45万德国马克(约合395万元人民币)赎金来。”这封信是绑匪在开始打电话之前就寄出的，因为信中说，会用叮当声给乌苏拉一家打电话。“你只需要告诉我，你愿不愿意付钱……如果你报警或不付赎金，我们会杀了你的女儿。”

那天下午，电话铃声又响了，乌苏拉的母亲接起电话，叮当声响起，她表示同意支付赎金。乌苏拉的妈妈想要确定女儿还活着，就提出要求说：“乌苏拉的两个毛绒玩具的叫什么?”

但绑匪没有回答，乌苏拉的妈妈不淡定了，她朝着电话大声喊道：“你说话呀，你说点什么!乌苏拉是不是还活着!”

第二封信

同一天晚上，绑匪寄出了第二封信。9月21日，也就是星期一，乌苏拉的家人收到了这封信。

信中提了一些奇怪的要求，绑匪要求乌苏拉的家人用100张旧钞票，装在一个手提箱里。然后要乌苏拉的父亲独自一人，把手提箱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乌苏拉一家并不富裕，她的爸爸是一名教师，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养育他们兄弟姐妹四人。邻居们为他们筹了一些钱，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支付其余部分。赫尔曼一家准备好钱之后，就焦急地等待更多的指示。但他们再也没有收到信，也没有再接到过电话。

警方仍然没有线索，两周过去了，警察决定再次在森林进行搜寻。警方出动了一百多名警察和10只嗅探犬，将森林划分成一片一片，逐一进行搜索，并用金属棒探测地面。

没有受伤，是活埋

到了搜寻的第四天，那是一个阴蒙蒙的的星期天，警方的搜寻范围已经覆盖了森林的大部分。这也是乌苏拉失踪的19天。

▲木箱构造示意图

那天上午9点半，一声尖叫传出森林。在离湖边小径大约800米远的一个空地上，一名军官在探测土壤时，碰到了坚硬的东西。另一名警察冲过去，扫开树叶，铲掉一层粘土，发现一条棕色的毯子。

警察把毯子取下来后，发现一块木板，似乎是一个箱子的盖子。这个木板长72厘米，宽60厘米，有一张小咖啡桌那么大，被涂成了绿色。警察撬开固定在上面的七个滑动螺栓，取下木板，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乌苏拉在里面，她的身体冰冷，毫无生气。

警官把小乌苏拉抬出来时，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两名警察慌忙跑到乌苏拉家里，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乌苏拉的母亲愣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乌苏拉的父亲则是在反复的询问：“我女儿死之前受伤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乌苏拉在死之前并没有受伤，更准确的说，她是被活埋的。尸检结果显示，乌苏拉在被埋后30分钟到5小时内死亡。木箱子里没有挣扎的迹象，甚至没有移动的迹象，医生们认为，乌苏拉是被下了药，很可能是二氧化氮，之后才被放进了箱子里。

木箱里有什么?

这个木箱的结构很是奇怪，深1.40米，里面装有一个架子和一个马桶，马桶盖放下就是一个座位。里面有三瓶水，12罐饮料，六个大巧克力棒，四包饼干和两包口香糖。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书架，放了21本书，唐老鸭漫画、西部小说、浪漫小说和惊悚小说等。

▲木箱模型

除了这些东西，里面还有一盏台灯，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这个收音机的频道所在的电台，正是会播放乌苏拉的父母在电话中听到的铃声的电台。

为了让乌苏拉能够呼吸，这个木箱还设计了一个由塑料管道制成的通风系统，延伸到地面。但这个设计并不能起到通风的作用，木箱内的氧气很快就会耗尽。

这个木箱重60千克，警方因此揣测，肯定不止一名绑匪，可能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把它运到树林里。行凶者一定很了解这片森林，因为他们选择了森林里的一个偏远地点，并且在挖洞和穿过茂密灌木丛时避开了人们的注意。

附近的村庄里人心惶惶，家长们不敢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半步。离奇的作案手法是的这宗案件被广泛的传播开来，甚至在这个可怜的小女孩的葬礼上，都来了很多的记者。

“他让我在森林里挖了一个洞”

为了找到凶手，警方开始悬赏获得线索。很快一个叫做沃纳·马祖雷克的31岁男子走入了警方的视线。

马祖雷克和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离乌苏拉家只有几百米的地方，他是一名汽车修理工。他身材魁梧，脾气暴躁，还有一些外债，欠一家银行超过14万马克，所以他有动机。

在乌苏拉尸体被发现一周后，警方对他进行了审问。

最初，马祖雷克无法回忆起乌苏拉失踪当晚的行踪。24小时之后，他才说自己一直在和妻子和两个朋友玩棋盘游戏。警方对他的家和修理店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与犯罪有关的线索。

当月晚些时候，鉴证小组在检查木箱时，发现在一块胶带上有指纹。警方再次燃起了希望，但该指纹与马祖雷克对比并不匹配，与数千名当地人的指纹也不匹配。

但警方仍怀疑马祖雷克与此事有关。1982年1月底，他和两个朋友再次被警方审问，几天之后才被释放。

一个月后，马祖雷克的另一个朋友克劳斯·菲芬格被审问，他是一名因酗酒而失业的技工。菲芬格的房东说，案发前几周，他看见菲芬格把铁锹和拖把绑在一起。

菲芬格最初表示他是清白的。但在审讯的第二天，当审讯人员休息时，他和警察局长单独谈话，他说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如果我知道什么呢?”

当审讯人员回来时，菲芬格告诉他们，1981年9月初，马祖雷克让他在森林里挖一个洞，承诺支付1000马克(约合4390元人民币)和一台彩电。菲芬格说他已经挖了这个洞，后来看到里面埋着一个箱子。

破案?不!

听了菲芬格的供述之后，警方确信他们已经破获了这起案件。但当警方把菲芬格带到那个森林要他指认挖洞的地方时，菲芬格完全找不到，甚至连方向都不知道。

回到派出所后，菲芬格说：“我要撤销这一证词，我说的不是真的。”在随后的10个月的审讯里，菲芬格都拒绝重复供词，最终他被被无罪释放。

到了1982年夏天，这起案件的负责人被撤换了，警方展开了更大范围的搜查。在整个德国范围内请求协助调查，通过电视节目向人们获取线索，但调查毫无结果。

到20世纪80年代末，调查已经不再继续了。但在德国各地，大多数人仍然记得这个10岁女孩被活埋的悬案。

案件重查，发现相符基因，是他吗?

转眼间到了2006年，当地的刑事调查办公室开始调查积压案件。这一曾轰动全国的乌苏拉·赫尔曼绑架案被重新摆在了台面上。警方将希望寄托于在过去20年迅速发展的DNA分析技术上。

通过对当初证据的重新审查，警方在木箱的螺丝上提取到了基因样本。这个基因样本与2006年5月，慕尼黑顶楼上的一起残忍杀害富婆的嫌疑人的基因样本相符。警方感到非常兴奋，未解之谜马上就要解开了。

但这一突破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因慕尼黑谋杀案的嫌疑人是受害者的侄子，乌苏拉被绑架时，他才几岁。

经过再次调查，法官们裁定，这两起刑事案件之间没有联系，至于为什么这两个基因样本相匹配，现在仍然是个谜。

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于审理乌苏拉案的检察官来说，时间不多了。这个女孩的死并没有被视为谋杀，而是被认为是具有致命后果的绑架，这一罪行有30年的时效。再过五年，这起案件就过了诉讼期。

2007年，检察官们回顾了之前的案件档案，再次锁定了沃纳·马祖雷克。菲芬格已经死了，他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再也无从得知。但马祖雷克还活着，警方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并安排了一名便衣警察到他身边做卧底。

警察在他的车和房子里安装了录音设备，窃听了他的电话。同年10月，他家被搜查，警方也提取了马祖雷克的基因样本，但和木箱上的提取到的基因图谱都不匹配。

▲在马祖雷克家中发现一台旧的录音机

但检察官还有一个希望——搜寻过程中，他们从马祖雷克家中发现一台旧的录音机。在乌苏拉失踪后的几天里，绑匪给她的父母打了电话，电话里有叮当声。或许这个录音机就是当年用来放叮当声的设备。

一位声音专家获得了1981年通话的原始录音，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对录音机进行测试，得出结论认为，这台录音机确实是绑架者放叮当声的录音机。

开庭审理

2008年5月28日，在乌苏拉去世近27年后，马祖雷克被逮捕。根据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参与审判，作为共同原告，这使得他们有权查看证据。

但乌苏拉的父母并不愿意到法庭上去，撕开这个将近30年前的伤口，面对那些可怕的细节。这个任务落在了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头上。案发时，迈克尔18岁，他下午才和妹妹一起弹了琴，晚上妹妹就失踪了。

▲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

40多岁迈克尔想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有一种深深的正义感，驱使着他。

2009年2月，审判在奥格斯堡一个法庭开庭。马祖雷克用一份长达20页的声明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检方提供了对马祖雷克不利的间接证据——他有动机，他需要钱，作为修理工，他可以秘密建造箱子。乌苏拉失踪时，有人看到他在听警察的广播。2007年，在警方监听到他和一位来自老朋友的电话，他们在电话中讨论了乌苏拉·赫尔曼案的诉讼时效。

除此之外，检察官坚信菲芬格的话是真的，警方的旧档案显示，菲芬格的供词在几个方面都是准确的：森林空地的大小、洞的大小，土壤条件，以及洞的地点。警方认为，他后来无法指认挖洞位置的行为，是在迷惑警方，使自己无罪释放。

还有录音机，2007年，马祖雷克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他是几周前和妻子在一个跳蚤市场买的。但他无法证明是谁卖给他的，市场上也没有人能回忆起那天出售的情景。声音专家说，在马祖雷克家发现的录音机“很可能”就是绑架者的录音机。

结合上述证据，2010年3月，马祖雷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大家都很高兴，这个案子终于真相大白了，凶手被抓起来了。

有异议的人居然是他

法庭上，每个人都很高兴杀害乌苏拉的凶手终于被抓起来了。除了他——乌苏拉的哥哥迈克尔·赫尔曼。

这么多年来，作为大哥，妹妹的死一只是他心中的结。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去找凶手，这是警察的工作。但在这次审判中，作为共同原告，他决定要认真对待这个角色。迈克尔在审判开始之前，查阅了案件的数万页档案。每到晚上，他把自己锁在书房里，眉头紧锁的看着这些案宗。

迈克尔觉得，有很多迹象表明，马祖雷克可能犯了罪，但仍有一些疑点困扰着他。他不明白，为什么菲芬格撤销的供词，现在被视为真的。菲芬格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他的前妻称他为“懒惰的人”，绝不会同意挖一个大洞。

更奇怪的是，菲芬格的供词甚至没有署名;据称是几周后调查员根据记忆记录下来的。除了这些，在木盒子上提取的基因样本与菲芬格和马祖雷克都不相匹配。

还有录音机，迈克尔自己就是音乐老师，对声学和音响工程有些了解。他不明白多年前录音机是如何与赎金联系在一起的。绑匪是把录音机拿到电话亭?电话亭周围就没有一些声音环境了吗?

迈克尔的律师劝他不要把这事闹大了，但他还是给法庭写了一封信，称声音专家关于录音机的报告是片面的。当宣布对马祖雷克的判决时，迈克尔在法庭上发表了一项声明：“我不相信他有罪，但我也不相信他是清白的。”

“我要追求真理”

2010年底，在审讯六个月后，迈克尔左耳中有一种奇怪嘶嘶声，日日夜夜的折磨着他。他认为这可能与案件审判带来的压力有关。

他仍然沉迷于这个案件中，不停地翻看卷宗，甚至使得他的妻子在2012年和他分居。

▲嫌疑犯马祖雷克

但迈克尔认为他不能放弃。他觉得自己应该对父母，对自己，甚至对德国公众，要去追求真理。“这件案子就这样结束是不对的。”迈克尔坚持道。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计划——2013年，迈克尔向马祖雷克提出民事索赔，要求马祖雷克赔偿2万欧元，因为他审判后严重耳鸣。他认为，马祖雷克将会提出自己是被错误定罪，不予赔偿，这样法院必须重新考虑妹妹的案件的事实。迈克尔相信，这将是一个“接近真相”的机会。

直到2016年，迈克尔民事索赔案才得以受理。这一次，媒体又争相报道。大家很疑惑，他为什么不肯停止，是看案件着魔了么?除了赫尔曼的亲朋好友，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

随着民事审判的进行，一些对原判有怀疑的人出现了。马祖雷克的辩护律师是一位退休的物理学家和业余声音专家，名叫伯纳德·海德尔。他清楚地记得1981年的犯罪报道，也关注了2009年的审判。

和迈克尔一样，他对录音机的证据高度怀疑。后来，他借了一台类似的机器，拿到了赎金电话录音，并试图看看是否有可能证实语音专家的发现。经过一年的测试，他断定不是，并向马祖雷克的律师提供了帮助。

在民事案件接近尾声时，迈克尔又获得了另一个盟友。在伦敦的一位德国学者齐普瑟，在网上了解到这一案件。她的专业是语言分析，她使用现代分析技术得出结论——写赎金条的人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我肯定不是马祖雷克，”齐普瑟表示。

到了2018年8月，民事案件结束了。法院下令马祖雷克向迈克尔支付7000欧元的耳鸣费。虽然胜诉了，但这场胜利对迈克尔来说是一个损失，因为法官们仍然马祖雷克确实是绑架乌苏拉的人。

这个案件结束了，这个案件从未结束

在刑事审判后的几年里，迈克尔认为马祖雷克仍然有50%的可能性是绑架者。现在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只有1%。

在德国北部的监狱里，马祖雷克仍在试图洗清自己的罪名。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来追查2007年卖给他录音机的那个人。

迈克尔对案件材料了如指掌——他花在研究上的时间比任何辩护或起诉的律师都要长得多。

去年年底，为了重审此案，迈克尔向奥格斯堡州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所有新证据和理论的卷宗。

2019年4月，公诉人发言人马蒂亚斯·尼科莱表示，他承认许多人对刑事审判的判决仍有疑问，但坚称法官在2010年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而且这是“最终的和绝对的”。今年8月，检察官办公室宣布不会再重审此案。

马祖雷克到底是不是凶手?还是另有其人?无从可知。

这个案件已经结束了，这个案件从未结束。